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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符人是一个有些手艺的匠人，作为一个靠技术和手艺吃饭的底层小人物，他的家庭生活条件还算不错。
有一座独门独院的小宅子，屋舍三间，土墙瓦顶，家人五七口，衣能御寒，食能饱腹。
这是汴梁城里的绝大多数人生活现状，只要能吃苦，肯卖气力，再有点手艺，就算是一般的下里巴人，在这个时代的大宋汴梁城里基本上都能活得很有些滋味。
当然这要归功于汴梁城的独特地位。
就汴梁城而言，这是一座当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市，她的城市规模，她的人口密度，她的经济结构，她的社会活力，都是于这个位面、这片大地上的独一份的存在。
大宋王朝的君臣将整个大宋的赋税、物产、粮食、人才搜刮了，然后集中到汴梁来，从而让汴梁城获得了以这个时代的正常生产力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繁荣。
举天下之利而奉一城！
这也就意味着汴梁城本质上是一座消费型的政治和文化城市。
而正是这种畸形的资源极大富余状况，却也催生了汴梁城的科技、文化、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进而引领整个大宋乃至全世界。
汴梁城里的文化巨子们是最集中的；汴梁城里的工匠群的技术水平是最高的，也是最多的；汴梁城里的商人们是最手眼通天的，他们几乎都是某些权贵人物的白手套。
当然类似的状况在每一个中原汉家王朝时代的都城都会上演一番，最终直到整个头部奉养体系彻底崩溃，然后重新一个轮回。
汴梁城里的九成百姓存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服务那只占城市总人口百分之一二的大宋朝廷官僚体系。
不管是最底层的力工、匠人、摊贩、仆役，亦或者些商人、店主老板、手工业老板等等，他们所流的每一滴汗水，都是为了这个最终的目的而存在。
当然，所谓的服务自然是有回报的，无数的资源和财富以各种俸禄和福利的方式，被大宋朝廷分配给官员和军队，然后又以薪酬的方式流转到了底层的百姓身上。
而大宋正是以这种方式集天下之物力，维持了汴梁城这个人口百万级的古典超级大都市的平衡维持和运转。
过去大宋的统治者们对此亦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故而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管理也颇为谨慎。
不过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某位脑袋有缺的大书法家和他的“忠臣”们却会将这种平衡运转破坏的一干二净。
比如某位“王太尉”，创造性的“发现了”禁军中所蕴含的无尽劳动力。
些个厮汉们白拿着官家的军饷，却躲在军营里天天晒太阳岂不是大谬！都给本太尉干活去！
然后汴梁城里的各行各业，货运，营造，餐饮
但凡汴梁城里能挣钱的行业，来自大宋禁军的劳工队们都会插上那么一手，甚至包括颇有味道的夜香行也不例外。
未来的四大寇之一的王庆，就是在夜香行的竞争中落败，而不得不远走淮西的。
至于王太尉这么干，倒是为大书法家省下了海量的饷银开支，然后那厮就拿着这些钱粮去修园子建“艮岳”去了。
而大书法家自然不可能亲自去管修园子，他却把这活儿又委托给了自己忠诚的大臣们。
当然不能指望那些个最忠诚的大臣们能有多么廉洁，他们几乎将所有的工程款都侵吞一空，然后巧立名目，弄出了些“花石纲”、“括田务”等名目。
最终，花石纲引发了四大寇中规模最大的方腊起义，而括田务则是宋江等人梁山起义的源头。
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统计，从大宋开国到宋徽宗大观年间，这一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汴梁城的人口数量一直是呈上升趋势的。
而徽宗政和年间，汴梁城的人口增长便陷入了停滞，之后的重和、宣和等时代，汴梁城的人口更是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
这对于一个帝国的都城来说，无疑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
很可惜当今的赵官家并不能意识到这一点。
那匠人买了所谓的灵符，做贼似的窜回了家中后，便与些个家人嘀咕了几句，然后他等便将纸符分发，各人捏着一一张符，然后来到一口地窖前。
只地窖里却传来一阵切削木头的声音，匠人与妻子、老母分说两句，便自下了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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